车桥战役——华中敌后抗战史上“七个第一”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范学恕

1944年2月，苏中区党委在东台三仓河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区党委书记粟裕同志提出了“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反攻”的战略观点，启发和提高了参加会议的苏中党政军全体同志对苏中及整个华中战场战略形势的认识，会议形成了组织发动车桥战役的决议，统一了攻打车桥的作战共识。同时为了确保车桥战役的胜利，会议还决定由粟裕同志负责战役的全面组织指挥，成立前方野战司令部，由一师副师长叶飞任司令员，刘先胜任副司令员。会后，一师和苏中军区司令部立即在作战的战略战术及具体的作战方案上进行精心策划，认真研究。

车桥作战前线部队在叶飞指挥下、全体参战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在新四军三师的大力配合下、在宝应、淮安两县党政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大力支持下，战役于3月5日1时50分打响，至6日清晨芦滩打援战斗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内，打了一个漂亮仗，创下了华中敌后抗战史上“七个第一”的奇迹。

1、 在战役酝酿、策划准备时间上，是华中敌后抗战史上最长。

粟裕为什么提出打车桥，他分析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在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已转入大规模的反攻阶段，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意大利的轴心已经瓦解，国际形势对整个中国及华中地区抗战非常有利;苏中地区由于日寇“清乡”，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尚未改变，主力部队所在区域狭小，难以完成党中央规定的练兵、生产、整风三大任务，很需要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于是，在1943年4月，粟裕在作战地图上目光锁定在车桥、曹甸一带；同时粟裕还认为：车桥地处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是日军第65师团（师部在徐州）与第64师团（师部在扬州）的结合部，这两个师团平时配合就差，作战时难以协调，一旦战役打响，定会相互观望;打车桥有利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这四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战略联系；车桥离新四军三师较近，可以得到兄弟部队的支持；再加上苏中党政军在“反清乡”、“反扫荡”、“反屯垦”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熬过了最困难时期，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明显增强，完全有能力攻打车桥。

由于时机尚未成熟，粟裕的深思远虑未有向部队公开，他除了将部分主力由东台向车桥方向集结，作必要的预作军事部署外，自己还要亲自掌握车桥、曹甸这块地区的实地敌情与地情。

1943年6月，粟裕利用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之机，从东台带了师部侦查科长、测绘参谋等人，经兴化地区南下江都境内，从昭关坝（今邵伯镇的昭关社区）伪军据点偷渡运河进入邵伯湖，再从邵伯湖南岸登岸后经天长至黄花塘，历时近一月，对南线沿途地形、敌情、民情进行详细考察。会议结束后，粟裕决定从北线返回，经宝应河西地区，渡运河对车桥、曹甸敌据点附近进行实地调查、察看地形、了解敌情，与贫雇农、保甲长、及小商小贩生意人等各类人士聊天，询问敌人据点日伪军人数、水乡四面八方水路、旱路实情等。待重要情况心中有数后，才返回东台。经过往返途中的实地考察，粟裕决心组织发动攻打车桥的作战腹案趋于成熟。直到1944年3月车桥战役正式发起，整个战役的酝酿，策划准备在粟裕腹中将近一年，这在华中敌后抗战史上绝无仅有。

2、 在战役战术上，“攻点打援”是华中敌后地区在对日作战中首次采用的战法。

车桥战役在战术是采用“攻点打援”的战略方针。所谓“攻点打援”即是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克据点的前提下，以较多的兵力用于打击增援据点的敌人，这一战役战术，也是华中敌后抗战史上首次出现。车桥战役的点是车桥镇，阻击打援的战场是车桥镇以西的芦滩，打击从淮阴、淮安方向增援的日军，整个战役消灭日军的人数车桥镇并不多（整个据点日军驻军约40人），而主要是在阻击战场芦滩村。

“攻点打援”战术，粟裕后来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不断加以丰富与发展。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城，打援部队的兵力明显比攻城部队多而强，济南战役的胜利，是“围点打援”战术的成功典范。

三、是打响华中敌后抗战形势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第一枪。

车桥战役是华中抗战史上对敌震动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之后日军再也没有力量在华中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它标志着华中敌我相持的平衡被打破，揭开了华中地区局部反攻的序幕，华中地区抗日形势从此走向转折。连日本东京日军本部都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车桥战役之后，新四军其他各师立即也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动地对日伪军发动作战攻势。三师于4月19日发起了涟水高沟、杨口战役，简称高杨战役，经过16天的激战，取得了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的辉煌战绩，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地区连成一片。四师于7月5日在安徽泗县发起了张楼战役，歼灭日伪军800多人，解放了整个泗县北部地区。六师第16旅在浙江发起了长兴战役……。由于新四军各师的主动局部反击，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

四、是新四军在华中对日作战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车桥战役是第一次。

八年全面抗战，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确立了我党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实践证明，“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我党抗战路线是十分正确的。1938年5月毛泽东“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提出，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军的认识。车桥战役之前，华中敌后地区新四军对日寇作战方针都是采用游击战，而车桥战役为了确保全面胜利，在战役的方针制定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首次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

五、是华中敌后抗战以来我军对日一次作战毙伤日军人数第一。　　

车桥战役是粟裕精心策划的结果。在制定作战方案时，考虑车桥镇虽然有敌人大小碉堡有53座，但因守备日军仅是一个小队，约40人，主要是有600余名伪军。为了尽可能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粟裕似乎感觉歼灭这一小股日军不够过瘾，但分析车桥战役一旦打响，驻守淮阴、淮安、涟水的日军必然经过车桥以西的芦家滩前来增援，为了有效歼灭更多敌人，扩大车桥战役战果，故而在坚决拿下车桥的方针前提下，确定了在车桥西部芦家滩“阻击打援”的战略，在作战部队力量的摆布上，“打援”的部队明显比“围点”的部队多得多。果不出粟裕所料，车桥战斗一打响，驻守淮阴、泗阳、淮安、涟水等地日军先后在淮安集结700余人，由日军大队长山泽大佐统率，分批驰援车桥之敌，遭到我军阻击部队的沉痛打击。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465人，创华中敌后抗战以来我军对日一次作战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记录，三泽大佐本人在战斗中被击毙，他是新四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击毙的最高日本指挥官。　　

六、在华中敌后抗战史上一次战斗我军生俘日军人数第一。　　

车桥战役生俘日寇中尉以下24人，震动了华中地区日本守军，日敌悲观情绪日甚一日，竟然出现驻守东台日军被吓破了胆，12名鬼子集体上吊自杀。在战斗中被俘的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三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毛病，这大概是你们新四军抗日以来在江苏省和日军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吧，俘虏我们这么多人是没有过的，你们的粟裕埃拉伊（埃拉伊的意思是真了不起。）！”伍长石田光夫不得不承认：“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军不管战斗意志也好，思想方面也好，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广播，赞扬新四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陈毅、刘少奇在延安发来贺电，贺电中指出：“车桥之役，首创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八路军总部当时公布：“车桥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是1944年之前，一次战役中俘敌最多的一次。”　　

七、从战役的效能比来看，在华中敌后抗战史数第一。　　

我们今天搞经济建设，经常讲投入与产出的绩效比。衡量一场战争是否胜利，同样看效能。国防大学徐焰少将在“解放军为什么赢”一书中阐述：“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毙伤日军1000余人，我们自己损失800多人，这800多人都是长征保留下的老骨干；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消耗子弹70多万发，毙伤日伪军2.5万多人，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毙伤一个敌人，消耗子弹27发；而国民党在抗战中毙伤一个敌人，消耗子弹2000发；车桥战役毙伤日军465人、伪军483人，我方仅损失54人，平均毙伤一名敌人，仅耗子弹12发，所用子弹之少，在世界战争中也是罕见的。”                                                                                                          

当然，车桥战役与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三者之间，所处的抗战时期、环境条件、规模影响不同，战役的效能不好直接相比较；全面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捷政治意义巨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但从“解放军为什么赢”一书中所表述的数字看，车桥战役无疑是高效能战役，它在华中敌后对日运动作战中的效能之最是首选第一。

车桥战役是粟裕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的“代表作”，它与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一起载入我党我军抗日史册。粟裕在晚年回忆车桥战役时说：“进行一个战役，首先从战略上考虑，战役要同战略相结合，当前要与长远相结合。车桥战役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近视眼；另外从战机上考虑，当时敌人的情况同1942年不同了，士气低落，所以打车桥能够打下来，可以打”。粟裕不愧是我军最具天才的军事家之一，毛主席称“粟裕是最会打仗的将军”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今天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从车桥战役中应受到启迪与教育。我们应从进一步学习铁军精神、坚持在工作中如何把握大局、审时度势、准确研判发展形势、坚持务实创新：深入调查研究、民主决策、一切做到胸中有数；坚持把民族责任、人民责任、与党的责任有机统一起来；对推动党在新时期的自身建设，谱写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新篇章，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