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淮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范学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企图把亚洲作为全球扩张的重点，把中国看成是亚洲的重心，把国民党作为控制亚洲的工具。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口头上虽承认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和平建国”的方针，在行动上却在夺取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战略要地，准备发动内战。

中国共产党为了在国民党大举进攻面前，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在号召全党做好自卫战争准备的同时，及时地调整战略布局，于1945年9月19日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此方针的重点是进军东北、控制东北，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党要求人民军队要加速实行战略转变，就华中而言，即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部分主力部队要北移山东。由于新四军主力北撤，国民党对华中解放区发动进攻势在必行。为了坚持华中，中共中央决定在原华中局辖区内另组建中共中央华中分局，10月25日，华中分局在淮安（今淮安区）宣告成立，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为常委（不久，刘晓去上海，11月26日增补曾山为常委），由邓子恢任书记。同一天，华中军区成立，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兼任政委。11月10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

当时在华中地区，淮南、淮北、苏中、苏北四个解放区共53个县，除苏中高邮县有残存日伪盘踞外，其余地区都已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500多万人口的大解放区，亦称为苏皖解放区(苏皖边区）。继华中分局成立后，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宣告成立，由华中分局委员、宣传部长李一氓任主席。

华中分局自成立至194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共两年时间，在淮安一年有余。在这期间，对苏皖边区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及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加强苏皖边区党、政、军、群组织建设，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

随着全国和苏皖边区战略形势与战略任务的变化，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成果，准备迎击国民党对苏皖边区的进攻。华中分局一成立，就立即切实加强党对苏皖边区的统一领导，对苏皖边区党组织作了全面调整，决定撤销苏北、苏中、淮北三个区党委，淮南因靠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近，为应对紧急事变的需要，淮南区党委暂予以保留，把原四个区党委所辖党组织统一调整为八个地委，除第三、第四地委属淮南区党委和华中分局双重领导外，其余六个地委加清江市归华中分局直接领导。

八个地委成立后，与此同时，成立了八个军区和八个行政专员公署。专署专员由同级地委副书记或委员担任，各军分区政委都由地委书记担任，各个县的县委书记任县大队政委，体现了党对军队和政府的一元化领导。

华中分局对华中地区的党组织，在第一次全面调整的基础上，后随着全国和华中地区战略形势与战略任务的变化，先后又作过三次较大调整。

华中分局十分重视群众组织发动工作，加强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1945年11月29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的指示》。1946年1月14日，在淮安召开华中第一次工农青妇民兵代表大会，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刘瑞龙等亲自为各县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代表授课，围绕“为什么要放手发动群众”、“如何发动群众”这一主题作深入浅出的讲解。会议开了5天，选举成立了华中解放区工人联合总会、农民联合总会、青年联合总会、妇女联合总会，统一由华中分局直接领导。这次会议是华中分局存在期间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使苏皖边区的民运工作在自卫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此时，华中分局在切实加强苏皖解放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作的同时，还肩负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江南沿江和宁沪铁路沿线、苏浙皖边等地区党的秘密斗争工作的领导责任。

二、以发展生产、救灾度荒、土地改革为重点，统筹

加强苏皖边区其它建设

1、 发展生产与救灾度荒相结合

苏皖边区广大土地处于淮河中下游。抗战初期，为了阻止日军从豫东西进夺取郑州，国民党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决堤的洪水虽破坏日军的作战计划，但使苏皖边区大部分县的土地成为连年受灾的“黄泛区”。1945年春夏之间，苏皖边区发生严重干旱，水田无法插秧，秋季又是洪水暴发，部分地区还出现冰雹、蝗虫肆虐，导致到1946年春天，全区面临40年未遇的大灾荒，受灾人口达700万人以上，其中420万人出现断粮，处于死亡线上，灾情最严重的是淮海地区。

华中分局一成立，面对如此特大灾情，于是，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工作的第一位，迅速确立了全区“自力更生、自救救人、互助互济、发展生产”的救灾方针，立即召开苏皖边区第一次农民大会，动员广大农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灾荒作斗争。

同时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要求各地委、行署成立救灾委员会，充分发挥各级农民协会在救灾中的作用；向边区党政军民各机关单位发出节约运动的号召，要求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食；机关干部带头节约购买公债救民，为了响应号召，时任淮安县委书记邹屏将自己交通工具（仅有的一头骡子）卖2000元捐献；把救灾与民主统战工作相结合，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救助；积极争取外援，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支持；向国民党当局作斗争，取消对苏皖边区的封锁，保证两淮盐业外运、粮食调入；大力打击粮食走私外运，严惩不法粮贩；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组织粮食调运，及时向灾民发放救灾款、救灾粮等等。

为了使灾民能够安然度荒，最根本有效的方法还是发展生产。华中分局、边区政府把搞好春耕、发展农业生产工作摆在重中之重。194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分局向全区发出《关于生产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区普遍开展党政军民学大生产运动，迅速掀起垦荒、造林、植棉、兴修水利的高潮，提出“富亲戚不如穷菜园”的口号；并在运动中开展评选模范人物、模范村活动，激发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使全区的春季农业生产开展得如火如荼。

由于华中分局、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经过4个多月的艰辛奋斗，取得了度过灾荒、发展生产的双胜利，灾民们由衷地说，“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真如亲娘老子一样，帮助我们克服困难”。连一些地主也敬佩地说：“想不到如此严重的灾荒得以度过，没有匪乱，共产党真有办法。”

党中央对苏皖边区救灾、生产工作高度肯定。1946年5月23日，《新华日报》刊发了《在我们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淮海区救灾成绩是一个实例》的社论。

2、 落实党中央《五四指示》，开展边区土地改革运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惩治汉奸、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要求日益迫切，因此，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在土地问题上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坚定地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

时任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去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会结束后回到淮安，立即召开华中分局委员及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五四指示》精神，部署全区展开土地改革运动；要求各地委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做法，地委书记要亲自抓点；并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华中分局还及时下发了《关于贯彻“五四”土改政策新决定》的指示。

华中分局自身率先垂范，派分局民运部副部长李坚真为土地工作队队长，到淮安县鹅钱乡（今淮安区石塘镇鹅钱村）开展土改试点。李坚真同志是中央苏区最早的一位县委书记，对于农民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工作组从有利于中农与贫农之间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动”的做法，使鹅钱乡土改的实践取得了成功。邓子恢同志亲自总结鹅钱乡土改的经验，并在全区范围内推广。

在面上推广期间，华中分局十分重视对干部和党员的阶级教育和立场教育，要求各级干部经受土改斗争的考验，把土改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手中，涌现出地主出身的干部和党员动员家庭献田、开明绅士及地主主动拿出土地的可喜局面，使整个边区的土改工作在较短时间顺利结束。

苏皖边区土改工作中“中间不动两头动”的政策，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被党中央肯定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通过土改，广大农民自觉地把支援前线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前线部队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苏皖解放区勾勒成了一幅宏伟壮丽的人民战争的画卷。

华中分局、边区政府在全面建设苏皖边区工作中除突出重点外，在民主法制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廉政建设、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保障、策划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在自卫战争中创战绩

在解放战争初期战略防御阶段，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山野）在苏皖边区面对国民党进攻，先后举行了朝阳集战斗、泗县战斗、淮南保卫战、苏中七战七捷、两淮保卫战、涟水保卫战、东台防御战、淮沭路反击战、盐南反击战、刘皮街阻击战、宿北战役等大小战斗，其中苏中七战七捷、宿北战役战绩最为辉煌。在上述战斗中，华中分局在保障、参与策划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苏中七战七捷

苏中战役的重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山东、晋冀鲁豫两军的作战，而且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内线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辉煌战绩的取得，要归功于军事家粟裕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领导、支持下指挥有方，但华中分局为战役胜利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首先是华中分局向党中央提出切合实际的积极建议，为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基础。由于苏皖边区位于国民党统治中心，华野司令粟裕判断苏中地区必将成为敌人进攻重点，率领部队进驻苏中，做好作战准备。而当时党中央、新四军军部却要求华野赴淮南作战，粟裕向党中央、新四军军部提出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淮南建议未果，立即从苏中海安长途跋涉300余里赴淮安向华中分局汇报，邓子恢书记立即召开常委会，会议同意粟裕意见，并将决定意见上报党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得到中央军委的回复同意，粟裕后来回忆说：“苏中战役，就是在党中央及时调整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

其次在作战过程中，在海安这一仗如何打的问题上，粟裕针对国民党以四个旅十万余人进攻海安、还有七个旅作为第二梯队随时后援的局面，为权衡利弊，认为应撤出海安，寻找战机，但内部认识不够完全统一，部分同志认为应固守海安，和敌人决战。考虑到这一仗关系华中全局，粟裕立即仅带一名警卫员开始一天一夜300余里急行军。从海安赶赴淮安向华中分局汇报。在邓子恢书记主持下，华中分局常委会作出了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的决定，并将决定上报党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很快得到了批准予以实施。结果海安防御战打得十分漂亮，创造了敌我伤亡15:1的新纪录。海安防御战时仅粟裕一人在苏中前线，既体现了粟裕对党和集体领导的尊重，对下级不同意见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共华中分局是当时华中野战军的坚强后盾。

为打好苏中战役，华中分局除组织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参战外，与边区政府一起大力号召全区人民支援前线。战役期间，有15万支前民工随军行动，50万群众为支援前线服务，正如时任华中分局委员、全面负责苏中地区后勤支前工作的陈丕显回忆说：“人民的支持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又鼓舞了苏中人民的斗争”。

2、 宿北战役

1946年9—10月间，山野泗县战斗失利、两淮（淮阴、淮安）失守撤离，华中地区的战局发生了变化，时任新四军军长、山野司令员的陈毅心急如焚，干部战士中思想混乱，山野与华野之间呈现出合力不够的局面。

面对上述不利的态势，在华中分局撤出两淮的第二天，即9月20日，华中分局立即向党中央提出了“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以改变战局”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认可。9月22日和23日，中央军委先后两次指示：“同意山野、华野两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两个指挥部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

中共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由于敌情变化和我军内部不同意见的讨论，未能立即付诸实施，山野和华野司政机关未能合并，仍存在两套司政，出现了两个野战军合并后首先在淮海还是在鲁南打开局面的不同意见。10月9日，华中分局再次向党中央直陈：“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中共中央考虑了各方面意见，于10月15日电示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的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指示中明确同意山野和华野合并后首先在淮海打开局面。

有了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才有后来的宿北战役。宿北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3个半旅2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战役歼敌数最多的战役，极大地鼓舞了山野、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士气。中央军委12月18日发出贺电，“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指出“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

宿北战役的空前大胜利，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发挥党中央的参谋助手作用、多次直陈党中央、促进山野和华野的联合、协助中央决策首战淮海密不可分，被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今天，我们回顾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当年在淮安的历史实践，进一步受到教育与启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摆脱贫困、步入小康、走向富强，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得以实现。”

作者：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