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地悲痛”——伴随着邓小平这段悲伤的话语，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离我们远去了。在他逝世48周年之际，在此重温他践行一生的“过五关”。

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处理好自己与外部事物的关系，他自觉地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并教育和引导亲属中每一个成员都过好这“五关”，在任何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在日益发展变化的形势面前，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地观察事物、分析情况、判别是非和处理问题，不断创造人生的辉煌。

他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已更是率先垂范，并以此教育亲属、晚辈。1964年8月9日，吃完午饭后，在西花厅的客厅里，周恩来对家中14个亲属晚辈，讲如何过好“五关”。

一、过好思想关。过思想关， 是从小到大，改造不完的，总要前进。思想关是用什么方法想事情就对了，用什么方法是不对的。思想问题不解决，就是对立的矛盾。要使思想方法完整、全面，要长期锻炼才能学好。”

他曾对侄儿周荣庆说:“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多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他并以自己走过的道路和切身感受，鼓励晚辈一步一步地过好思想关。

二、过好“政治关”。周恩来教育亲属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好“政治关”。周恩来曾经说过，“过政治关，最主要的是立场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实质上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1952年秋，周恩来和刚走上新中国幼教工作岗位的表姐龚志茹谈话，因势利导，教育她“要站稳立场，过好政治这一关”，使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旧知识分子，对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中经常听到的“要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话，得到了真正的理解。从此，她懂得了政治立场的重要性，彻底改变了信仰，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条，敬业勤业，为新中国的幼教事业贡献出全部智慧和精力。

三、过好“社会关”。周恩来一直都教育亲属要坚定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自觉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和侵袭，过好“社会关”。周恩来把“过社会关"看作是改造社会、改造自我的神圣职责。在对亲属教育中，他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引导亲属正确处理自己与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逐步实现"同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的决裂，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1962年1月，时任淮安县委书记的邵凤翥同县委副书记王纯高同志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去之前准备带点家乡土特产馓子给周总理，这个提仪，得到地委的赞同。当时共准备了六十斤馓子。装在六个铁桶里，每桶约装十斤。到了北京交给总理秘书转交。第二天，总理秘书到住地。把送给周总理两桶馓子又带回来了。总理秘书还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说总理说，他一贯不兴请客送礼。说总理还说，现在白铁皮这么紧张，你们搞成了馓子桶子，是浪费。秘书讲完之后，还把总理亲自签发的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给我们看。在这份文件上总理用笔写道：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照中央通知精神办。总理那种坚持党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革命精神，使此事的亲历者们终身难忘。

四、过好亲属关。周恩来教育亲属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勇气，做一个永远力争上游的时代新人，过好“亲属关”。他和邓颖超约定不在一个系统工作。解放后他任总理，邓颖超就不在国务院工作，主动提出申请，实行回避制度，去妇联工作。当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时，他解释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也当成我这个总理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们的工作。”

五、过好生活关。周恩来以人民公仆无私心的高尚情操和道德风范，教育和引导亲属自觉地戒奢倡俭，拒腐防变，过好“生活关”。

在周家一直流传着关于“三代裤”的勤俭生活小故事。周恩来的大堂侄周尔辉回忆说：1974年，我的大孩子都10岁了。他们吵着要去看爷爷奶奶，我们决定放寒假带孩子上北京。为了这次进京，桂云作了充分准备。孩子嚷着要买新衣服，那时我们经济不宽裕，再说伯伯一再要求要艰苦朴素，孩子衣服干净整洁就行。伯伯曾给我一条旧呢裤， 我穿了好多年，破了补，补了破，实在不能再补了，我叫桂云打个‘反’，改成一条小裤子，给孩子穿上。伯伯、伯母见我们带孩子去看他们，非常高兴。伯母见小孩穿呢裤子非常惊讶，忙问:‘小孩子怎穿呢裤子?’桂云忙作了解释。两位老人开心地笑了，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这件事后来被传开，人们把这条裤子叫做“三代裤”。